在“人间清醒”被赞美为一种理想状态的趋势下，“恋爱脑”受到越来越多的排斥，这让我们不禁疑惑，现代人是否还渴望亲密关系？更矛盾的是，当浪漫爱模型消失之时，观看与审视爱情却愈发普遍，我们为何不再亲身体验亲密，却坚持凝视亲密？或许，对亲密情感的渴望深藏在我们内心最隐秘的地方。在《爱的终结》一书中，易洛思深入剖析了自由之轻与情感之重的矛盾，帮助我们思考亲密关系的当代走向。我爱你，与你有关，更与世界有关。
所谓“恋爱脑”，指一种爱情至上的思维模式。当一个人把大量心思和精力放在爱情和恋人上，因此影响到其日常生活和决策时，这人就是恋爱脑。在网络空间，恋爱脑更常用于评价为爱痴狂的女性，携带着怒其不争的情绪。对于男性，对应使用的词则是“舔狗”——带有对男人为爱情失去尊严的嘲讽。在流行文化中，“王宝钏挖野菜”成为网络热梗，今年热播剧《我的人间烟火》中“为爱喝白粥”的女主多次被嘲上热搜，“龙飞律师”的婚恋直播间里，主播和观众都致力于骂醒恋爱脑。这些现象都表达了大众对恋爱脑的鄙夷、厌弃甚至愤怒。我们不禁发问，恋爱脑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现代人对恋爱脑如此反感？
由于言情剧的主要受众是年轻女性，以言情剧为代表的流行文化表达的变化，反映了年轻女性情感结构的变迁。从对言情剧女主角色设定变化的观察可见，恋爱脑也曾辉煌过，它曾是女性观众投射自我幻想的首选。风靡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琼瑶剧，是经典的国产爱情剧范式，恋爱脑女性形象既是其风格的内核，也是其流行的秘方。她们就是“纯爱天使”，总是美丽善良、宽容隐忍、重情轻欲、不慕名利、命中注定为爱奋不顾身（刘玉霞：《琼瑶小说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维护》，《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二十七卷第四期,49-51页）。与遵循父母之命、门当户对婚姻观的传统女性相比，琼瑶式女主通过浪漫爱模式，表达了对真情和灵魂共鸣的向往，她们强烈地表达了主宰自我命运的期望（刘红林：《女性主义文学的同路人——台湾言情文学二三谈》，《学海》2001年第四期，163-165页）。这种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一方面促进了当时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模糊了婚姻与经济之间的捆绑策略。
1990年的四部琼瑶剧
随后，本世纪初的十年，“霸道总裁爱上灰姑娘”的玛丽苏剧情范式拔得头筹，一心追爱的傻白甜女主风靡一时，恋爱脑女主不再因她符合男性审美的完美而被爱，而是因她善良的性格和爱情的冲动被爱。恋爱脑被进一步强化，一切现实的阻碍都成为女主浪漫、自由、美好灵魂的验证。直到《甄嬛传》大火，权衡利弊的成长型“大女主”成为新的流行范式。爱情不再是超越平庸的唯一路径，不再是体现女性价值的唯一领域。年轻女性追捧的对象转为绝情断爱争权夺利的“妖妇”，或是驰骋职场的酷飒拽姐。大女主与其观众都不再渴望、享受、歌颂爱情。
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变化？伊娃·易罗思（Eva Illouz）在《爱，为什么痛？》中提出，浪漫爱的情感条件与认知条件已经从根本上被改变了。曾经，在宣扬骑士精神的浪漫爱中，女性的社会劣势使爱情成为她们的主场。在这里，女性不仅受男性保护，而且优于男性，“爱情向她们承诺了道德地位和尊严”（[法]伊娃·易洛思：《爱，为什么痛？》，叶嵘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5页）。然而，女性主义思想的兴起，一方面对女性提出了清醒理性的要求。比如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性辩证法》中认为，男权社会的能量源自女性供给的爱。另一方面，对女性性自由的解放也挑战了传统父权制中的两性道德规范，贞节牌坊不再具有价值。除此之外，经济和生存压力剧增，与生活方式个性化的需求，导致了人们对情感生活的规划增强，浪漫爱逐渐褪去了宿命的神秘面纱，成为可自主定制和规划的目标，人们的社会关系逐渐经济化。也就是说，计较得失的经济模型深入到自我塑造和人际情感之中（同前，16页）。
[法] 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
《爱，为什么痛？》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09
在情感解答类直播领域中，对浪漫爱的祛魅最为明显。抖音坐拥千万粉丝的“龙飞律师”是人间清醒的代表，她致力于以最现实的立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每一位连线的恋爱脑（女性为主）出谋划策，在婚恋关系中寻求最优解。此时，批判恋爱脑被看作一种理性主义的解放叙事。推崇恋爱脑（传统浪漫爱叙事）与批判恋爱脑在表面上看似不同，实则内部逻辑一脉相承，它展现了情感自主与自我价值的悖论。过去，女性通过浪漫爱展现自主意识，如今，这种追求却可能成为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障碍。因为历史上的爱情脚本假定了两个有个性的人，通过对爱情的纯真憧憬和选择能力来表达自我，在情感纽带中相互确认自我价值（同前，217页），然而，当代社会中，浪漫爱不再是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唯一手段，工作、职业、消费也成为定义自我的途径。因此，那种着重个性与情感、轻视物质的琼瑶式浪漫爱脚本，在现实面前显得过于理想。然而，正是浪漫爱中被充分激活的女性自主意识，促使她们拥有了反思爱情的能力。于是，先前被摒弃的因素如理性的经济决策重新变得重要，性行为和性态度也随之发生转变。另一个有趣的矛盾是，在浪漫爱模型消失之时，观看、审视、想象爱情成为一种新的流行（见杨矗矗：《〈《鹦鹉杀〉：一次关于女性复仇的想象与失落》，《新京报书评周刊》2023年10月12日）。当下现状是，女大学生沉迷情感直播，全民流行磕糖恋爱综艺，追星女孩难以自拔地“磕CP”，这些现象好像在宣告：“恋爱脑可耻，但恋爱可赏。”与“恋爱脑”含义相似的还有“纯爱战士”，但“纯爱战士应声倒地”这一流行语具备双意性，对应着人们对待爱情的双重态度。它的第一重含义是：“真心错付的心碎。”第二重含义则是：“为别人的神仙爱情流泪。”（阿研：《“纯爱战士应声倒地”到底有几种意思？》，“外研社”公众号，2023年10月9日）虽然谁也不愿蒙受爱情的风险，但大家却都沉溺于观看“真爱”。虽然女性主义理论揭示了浪漫爱中的不平等和潜在的剥削，关系的经济化则倡导主体根据需求和偏好追寻自我利益，而非一味付出与包容，但是，浪漫爱所承诺提供的亲密体验、坦诚的自我表达、深入的理解、对自我价值的承认和无私包容，依然是人们心底最渴慕的东西。浪漫爱模式的解构，以及随之而来情感关系中的新现象，展现了现代情感的样貌——疏离与欲望的拉扯、性自由和身体自由的悖论。由于自由拥有着制度结构，且这一制度结构会反过来塑造自我和社会关系，因此易洛思在《爱的终结》中聚焦于剖析自由，以期进一步展现出爱情的张力。
社会对恋爱脑的反感和嘲讽，展现了当下情感结构的根本性变化。曾经启蒙了女性主体意识的浪漫爱情，如今却逐渐变为限制女性内在自由的牢笼，这就是情感自由的悖论。当代人在爱情中推崇的自由有两种，一种是感觉自由，它根植于意识与私密生活的历史，发展为选择对象的自由；另一种是身体自由，它源于女性解放的历史，发展为发生性关系的自由。这两种自由相互交织，汇集于自由至上主义的自我。但是，在《爱的终结》一书中，易洛思指出，如果自由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安排，那么，它就不仅应是我们保护的对象，也应是质疑的对象。对性自由之解放性的分析，能够帮助我们通过揭示自由制度，理解自由之悖论。
自主性在性自由中似乎得到了极致的展现，性自由的悖论直接体现在“不经心性爱”（casual sex）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走肾不走心关系，“约炮”是这种关系的具体形式之一。以约炮为例，“不经心性爱”是一种完整但极短暂的关系，因此，它极其容易被商品化。换句话说，人与人之间的性接触可以作为商品，在一个被组织的市场中进行等价交换。在这个市场，人们会明确自己和他人的价值属性，然后进行双向选择。一旦匹配完成，这种关系又会迅速地被消费和丢弃（107页）。借助商品化的逻辑，“不经心性爱”使短暂易逝、不具责任、无未来规划的关系变得正当合理。
另一方面，“不经心性爱”将匿名的陌生感和赤裸的亲近感糅合为一，当自我的疏离与身体的亲密同时出现时，自我情感与身体欲望被分割成独立的两个部分。这种关系抽离了人际交往中对人格特殊性的体验和关注，使人们可以在不关心他人的独特心灵的前提下亲密接触。这么一来，关系被剥离了内容，抽象为一种形式，简化为性体验的积累。形式上的自主、自我表达在实质上却成为性快感和身体的获取，但是由于情感与欲望的分离且被剔除，使女性无法真正实现自主。与此同时，由于社会中男性气概的自主性可以只展现为对身体的简单占有，男性通过占有就能够实现自我价值。所以“不经心性爱”对男女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对男性而言，不付出情感只收割性有助于增进其自主性，而对女性而言，这带来了自我和身体的分割，她丢弃的不只是情感，更是她真实的自我。
这或许与传统上“不经心性爱”被认为是男性专属相关。直至今天，性放纵对男性而言仍被视作一种性能力的展示，然而对女性而言，却往往意味着被贴上“随便”“淫荡”的贬义标签。女性的贞操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关系到女性自我的构建，甚至会对女性主体产生影响，而男性则没有这样的压力。以《爱情公寓》中的吕子乔为例，他沉溺于撩妹并炫耀其战绩，虽然“花花公子”的名号是一种调侃，但却依然传达了对他这种习性的肯定。实际上，“男性特质”在定义中就包含着拥有多个性伴侣的能力，参与“撩妹课程”（PUA）的很多男性就是在以一种集邮的方式进行性捕猎（Rachel O'Neil, Seduction: Men, Masculinity, and Mediated Intimac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8, pp.3-45）。最后，“不经心性爱”会导致情感的抽离，情感抽离又与另一种崇尚理性的男性气质相呼应：“既能随心所欲地积累性经验，又能……解决好与之发生关系的女性。”（120-121页）这种性经验的积累反过来设定了一种男性身体魅力的等级制度，即女性伴侣越多的身体越具男性气概。
《诱惑：男人、男性气概和媒介化的亲密关系》
蕾切尔·奥尼尔著
与这种简化模式相类似的是很多男性所理解的恋爱模式，正是这种理解使他们无法享受恋爱。他们常常抱怨，固定的爱情模式让他们提不起劲，无论和谁在一起，在什么阶段共进晚餐、看电影、开房、同居似乎一成不变。他们从情感关系中提炼出实用的套路，并被套路的重复和乏味所困扰，因而看不到每个个体的特殊性和丰富性，甚至失去了对他人的好奇，也就是说，他们丧失了体验真实幸福的能力。
当然，女性主义运动争取性解放，目的是要解放人们基于性别、性取向、性关系、性行为受到的道德压迫，赋予女性更大的自由。对于新女性而言，“不经心性爱”的诱人之处是它强调了“自主性”。此外，选择这种形式的女性也能获得平等感，因为她们采取了与男性曾经特权专有的性相一致的情感抽离态度。但是，这也导致了一种观念，认为只有情感抽离的性才是普遍的性，只有分开性和爱才足够“大女人”。在引发热度的都市言情剧《骄阳伴我》中，梁珊珊就是这样一个大女人形象（该剧于2023年9月1日在央视八套黄金强档开始播出，收视率稳居全国第二）。她美艳大气，既能将性感化作武器在生意场上驰骋，也能用金钱解决私人情感需求，在娱乐场所和弟弟们左拥右抱。
《骄阳伴我》里的梁珊珊
然而，在当下的社会刻板观念中，“不经心性爱”依然与男性视角的性关系联系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男性参与其中更可能获利。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当女性谈论性解放、穿衣自由时，一些男性会表示“举双手双脚支持，越解放越好，越自由越好”。这些人的话语不仅展现了权力上位者的轻浮猥琐，在客观上也冲击了性解放脉络下女性主义先锋性。在性别不平等的交往框架下，不经心的性缺乏性别对称性。对很多女性而言，她们依然渴望在情感关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确证，它的基础往往是互惠和承认，但在不谈及爱的性关系中，能够合理索取的只有性愉悦。这样看来，当女性追求平等的“不经心性爱”时，可能是在被一种狭隘的男性中心的自主性幻觉所支配。更有研究发现，在试图享受并实践了“性自由”的女性中，很多人感受到的是自我价值感被削弱（Elaine M. Eshbaugh and Gary Gute, “Hookups and Sexual Regret among College Wome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48 no.1[2008], pp.77-90）。因为当一段关系以性开启时，女性更容易升起一种康德主义式的怀疑：性化是否在把他人当工具，因而伤害了他人和自我的完整人格？这或许是因为，女性在社会中承担着主要的照护责任，她们往往通过情感与对方建立联系，更在意关系中情感的实质性和深入性，以及由此看到的人的完整性和尊严。在当下的情感关系中，“不经心性爱”符合男性气质的社会编码：“为满足快感而施展权利、情感抽离、自主并将他人工具化。”（145页）这种“性自由”刨除了传统社会交往所使用的互惠和责任话语。倘若女性仍然承担着社会中绝大部分的照护工作，她们就很难真正漠视关系，无视责任、互惠对自我价值的重要性。自由的性化主体，实际上与真正的女性解放相冲突。自由当然关涉人的自主性，然而，“把自由置于平等和公正之前，只会释放强者的强权”（20页）。因此，对于在社会中还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而言，“性自由”更加复杂矛盾，“不经心性爱”给她们带来了关系自主和身体自主之间的冲突。
倘若女性清楚“不经心性爱”的规则，并能充分利用它，甚至深入理解性别社会脚本为自己争取物质利益，这是否有利于女性自由？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一种可能采用的策略是前文提过的女性主义的方式：部分女性表现出一种看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她们自认足够强大，不仅可以运用男性的规则，而且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颇具争议的情感博主“曲曲大女人”就展现出这样一种理想状态：在不改变社会脚本的前提下，运用一切性别优势为自己谋取利益。这类情感博主通常为咨询者提供建议的方式是，通过阐明两性关系脚本中的规则和权力关系，帮助咨询者扮演符合规则的角色，并鼓励他们在构建角色的过程中最大化自利，以此建立自主性。这位情感博主被粉丝赞誉为“人间清醒”（YY：《“情感导师”OR“捞女教主”？曲曲大女人的出圈背后》，“娱乐资本论”公众号，2023年8月19日），这实际上是在说，她充分认知到了性解放和身体自由为女性带来的利益，同时，她也深刻理解了性和身体的商品化运行规则，以确保女性通过巧妙运用规则的“性别操演”，在已然被商品化的、不平等的两性情感框架下获得最公正的交易，至少在表面上，帮助了女性免于遭受“性剥削”。
“曲曲大女人”的抖音视频
然而，曲曲也被很多博主蔑称为“捞女教主”，甚至多次遭到封号审查。除了因为她的“清醒发言”而蒙受损失的利益群体，也就是那些习惯于占女性便宜的男性之外，还有一些人反感她的原因是：她的策略绕开了“爱情”，而直接指向了粉红泡泡之下的权力关系博弈。她的建议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揭示了两性关系脚本内部深层的权力格局，即“女性能够用性去换取男性的权力”。虽然她反复强调，这样做并不是“绝对正确”的，也就是说，并没有给予这种社会脚本以康德主义式的实质性认同，但她却通过功利主义原则暗示了自己行为的正面价值。也就是说，她暂时悬置了对性别脚本的判断，承认甚至肯定了性的可交易性和身体的可消费性。当然，这或许无可厚非，从前来咨询的个体角度看，曲曲是一位出色的实用主义者，但在那些对当前不平等的性别脚本框架感到不满的人看来，曲曲不仅无助于性别结构正义及其革新，还默认并强化了某些潜规则，因此是个庸俗的功利主义者。《爱的终结》深入剖析了让女性不适的爱情关系中的性别脚本是如何在日常中泛化的，除了“不经心性爱”给女性带来的心灵不自由外，该书还关注了问题的另一方面——身体的商品化。易洛思阐释了身体作为性吸引力的载体的观点，她认为，独立于爱的性同时塑造了独立于情感的现代身体。女性身体能够通过媒介视觉符号和消费品构造出展示自己的新方式。这其中既包含“一笑倾城”“一栗小沙子”这样的娱乐博主（前者在抖音上拥有一千九百万粉丝，其视频内容以面对镜头作乖巧可爱状为主，她擅长深情凝视、害羞微笑、对口型唱歌，粉丝群体中退休大爷居多，后者在抖音上拥有一千两百万粉丝，最初因为穿蓝色战衣跳舞而爆红），她们在性人格化的过程中展现了女性气质，同时也包含了“曲曲大女人”这类情感IP，她们看似充分展现女性自主，实乃通过性生产符号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典型。上述过程都将女性身体的符号价值正规化、常态化。
“一笑倾城”和“一栗小沙子”的抖音账号
这个问题还涉及身体与消费主义的相互构建：性感的身体往往并非天生丽质，而是后天消费与品味堆积的产物，消费主义在女性为自己身体设定的更高标准中得到了自我确证。身体的商品化呈现为性的视觉化模式，然而，这一模式仍然由男性所主导。一个显著的事实是，男性控制了绝大部分视觉-性产业，因此，他们掌握了定义女性价值和性吸引力标准的权力。这不仅体现在情色制品的消费者比例上，更体现在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中。女性的美貌会自然而然被地反复强调，相比之下，男性往往能免于被美貌标准衡量。然而，美貌是短暂的。这是因为，当女性身体被性化并成为被评估对象时，它就面临贬值的风险，并被置于与其他身体永无止境的竞争之中。在这个时候，父权制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相互交织，因为贬值是资本主义的固有套路，为了保持生产，需要迅速淘汰和更新。“性接触和浪漫接触不仅以消费市场作为媒介，而且吸取了市场的特征。”（228页）女性无尽的容貌焦虑，甚至极高比例的进食障碍类疾病，都能佐证身体的性化和商品化是被男性所主导这一事实。在不断要求自我改变的同时，实际上是被迫陷入了一种雌竞，就像罗马斗兽场内，获胜的勇士看似风光，但依然处于牢笼之中。也就是说，尽管女性能够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得经济价值和符号价值（这使得女性获得了对性自由的掌控感和主体感，这也正是情感博主发挥作用的环节，目的是确保女性的性价值能够得到自我和他人的充分认可），然而由于男性对市场的控制如此昭然也如此隐蔽，就算女性拥有了性自由，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当性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又由男性所定义，就注定了它有时能够获得酬劳，有时则不能。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女性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自己的身体获取了经济和符号价值，虽然女性在个体层面可能获得有利于其成长的自由感和主体感，但是，由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男性仍然控制着性-视觉化市场，定义着女性价值和性吸引力标准，在群体层面的女性自由依然是存疑的，在这一意义上，个体所体验的自主感也变得虚幻。这些情况造成了当代女性主义解放过程中的新困境。
浪漫爱的解构与性自由、身体自由的扩张密切相关。我们在当下不得不思考，自由将引领我们走向何方？纯真的爱情能被置于何处？女性的情感自主何以实现？在后浪漫时代，我们是否还能拥有真正的亲密关系？在《爱的终结》中，易洛思也未能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她提出，否定性的情感——可以理解为经历了恋爱脑批判后的“分手”——可能是女性实现情感自主一个途径。以最典型的情况“离婚”为例：与前文所描述的丧失爱的能力的情况不同，离婚是一种坚决而激烈的方式，主动撕毁爱的联系。女性更有可能发起离婚，并通过离婚展现一种主动、清晰的姿态。她们通过否定和撤出关系，来抗议她们在情感中不曾被看见和被理解。恰恰是女性更愿意在情感的领域感受和维护关系，才导致她们更可能提出离婚。但对情感的重视与生物天性无关，真正的原因在于，女性的社会处境要求她们成为照护者，关怀周围的人。在这些关怀实践中，女性不仅感知到了“实在”的情感，还规范化了它们，包括“实在”情感应当如何被感受、表达和交流（320页）。这一过程深受当下流行的心理治疗技巧和文化的影响。由此，女性不仅认识到了自己的情感能力，也意识到了情感在塑造女性自我和身份认同中的重要作用。有时，她们甚至会把这种作用放得过大，因而更倾向于通过主动否定一段不能令人满意的感情来维护自我价值。对女性而言，最自主的决定往往是最符合内心情感的决定，自主可以表现为主动提出离婚，也可以展现为对伴侣的依恋。然而，对男性来说，他们的自主性要求则与依恋截然相反。依恋和随之而来的情感规范甚至可能对他们的自主性构成威胁。如果依恋与自主的分歧无法弥合，那么离婚将是走向自由的必然结果。然而，易洛思并不是在说自主性是人类分离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在倡导我们放弃个体自由，回归某种保守的家庭观念。她试图对当代人的疏离和孤独提供一种解释。她提醒我们，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实际已经被资本主义所笼罩和渗入，直达我们的想象和行动之中。真正的自由，恰恰是我们主动澄清自己模糊的判断，对难以名状的蒙蔽与束缚有所觉知（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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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唐综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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